一、少林功夫文化形态

　　少林功夫是指在嵩山少林寺这一特定佛教文化环境中历史地形成，以佛教神力信仰为基础，充分体现佛教禅宗智慧，并以少林寺僧人演练的武术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传统文化体系。

　　少林功夫表现出来的深厚文化内涵是禅宗智慧赋予的。少林功夫首先表现为一种信仰，一种对于超常神力的追求。对于超常神力的渴望，对于超常智慧的追求，从来都是佛教徒的追求目标。这是少林功夫表现为神奇的武术之根本原因，这也是少林功夫与其他武术区别所在。

　　少林功夫的灵魂是佛教禅宗智慧。佛教徒非常重视愿力对于修道过程的保障作用。愿力信仰是少林功夫信仰一个重要的表现形态。它形成于唐朝《妙法莲华经》盛行时期，一直延续至当代，经历了观世音菩萨信仰、那罗延执金刚神信仰、紧那罗王信仰三个阶段，是少林功夫信仰的主要形态。少林功夫信仰主神叫紧那罗王神；少林寺有紧那罗王神殿。

　　少林功夫信仰的最初形态是禅定。六世纪印度高僧菩提达摩在少林寺首传禅宗教法，后世尊少林寺为禅宗祖庭。禅宗是印度佛教文化传人中国后，与中国玄学文化充分交流、理解的成果，是东方古代两大文明融合的结晶。禅宗充满东方智慧对人生的洞彻。禅宗教派的产生，使佛教原有的面对死亡悲苦之面貌，变为对人间生之欢乐的肯定。禅宗，凝结着由中国历代高僧大德和优秀士大夫所构成的精英群体对于宇宙奥秘、人生真谛的体验和悟解。由于禅宗教法的盛行和少林寺的祖庭地位，少林功夫的信仰内容和品质亦发生了变化，“禅武合一”开始成为少林功夫主流思想，并成为僧人修习少林功夫的目标和理想境界。禅宗讲究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修行，实现学佛的目标。少林功夫作为少林寺僧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也被纳入到学佛修禅的形式中。修习少林功夫的主体是禅者，禅心运武，透彻人生，内心无碍无畏，表现出大智大勇的气概。禅，赋予了少林功夫更为丰富的内容。少林功夫带给禅者特有的轻松、自在、神化之境界。

　　佛教僧人的生活受佛教戒律的约束。戒律体现佛教“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宗旨，是宗教徒的生活准则。佛教最基本戒律为五戒：戒杀、戒盗、戒淫、戒酒、戒妄语。在少林寺特定环境中，戒律又演化为习武戒约。戒律在习武者身上，又表现为武德。这种戒律约束也直接影响了少林功夫的技术风格。少林寺僧人练习武功，只为自卫，不为攻击，所以少林功夫时时表现出节制谦和的特点，动作特点是幅度小、含蓄、讲究内劲，短小精悍，后发制人。

　　少林功夫是一个庞大的技术体系，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门派”或“拳种”。中国武术结构复杂，门派众多，但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少林功夫是历史悠久、体系完备、技术境界很高的门类之一。根据少林寺内流传下来的拳谱记载，历代传习的少林功夫套路有数百套之多，其中流传有绪的拳械精品有数十种。另外有七十二绝技，以及擒拿、格斗、卸骨、点穴、气功等各类独特的功法。这些内容，按不同的类别和难易程度，有机地组合成一个庞大有序的技术体系。

　　少林功夫具体表现为以攻防格斗的人体动作为核心、以套路为基本单位的表现形式。套路是由一组动作组合起来的。动作的设计和组合成套路，都是建立在中国古代的人体医学知识之上，合乎人体的运动规律。动作和套路讲究动静结合，阴阳平衡、刚柔相济、神形兼备，其中最著名的是“六合”原则：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认为，最合乎人体自然结构的动作，才是最合理的。少林功夫经过漫长历史的检验，不断地去芜存精，创新发展，形成了使人体潜能高度发挥，实为最优化的人体运动形式。

　　少林功夫的传习方式十分丰富，一般主要以口诀为媒介，又与少林寺传统的宗法门头制度相结合，核心是师父的言传身教和弟子的勤学苦练。高水平的少林功夫传习，则往往取决于师父的心传和弟子的顿然领悟，这一境界又需要从日常的宗教修持中不断研修方能达到，可以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正是在这个境界的登临上，充分体现了少林功夫“禅武合一”的法旨。

　　少林功夫的传承，是按照严格的师徒制度进行的。这种师徒关系，是少林寺传统的宗法门头制度的最基本表现。宗法门头制度是古代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少林寺的宗法门头制度，由十三世纪曹洞宗领袖福裕禅师住持少林寺期间确立。福裕禅师把少林寺建成中国传统宗法门头制度的家族式寺院，对少林寺及少林功夫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少林寺宗法门头历史上最发达时期，下辖二十五个下院，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朝廷对少林寺宗法门头进行了一次大整顿。目前仍有十个下院。

　　福裕禅师确立的传承谱系，计有七十辈，如下：

　　福慧智子觉，了本圆可悟。

　　周洪普广宗，道庆同玄祖。

　　清静真如海，湛寂淳贞素。

　　德行永延恒，妙体常坚固。

　　心朗照幽深，性明鉴崇祚，

　　衷正善禧禅，谨悫原济度。

　　雪庭为导师，引汝归铉路。

　　少林寺僧人来自五湖四海，“七十字诗”传承谱系，使少林寺变成了一个宗法大家族。少林寺僧人对于以上七十个字，都能脱口而出。僧众出外参学，一说出自己的法名，就知道他是哪一宗的哪一辈。当代少林寺僧人已经传承至“素、德、行、永、延、恒”，已历三十多代，近八百年历史。 

二、少林功夫历史述略

　　少林功夫的历史，是与嵩山地区的历史地理环境分不开的。嵩山地区为中华古文明最重要的孕育地。嵩山，古称崇高山，列五岳之中岳，自古以来就被视为神山。在印度佛教传人汉地和中国道教产生以来，嵩山又很快成为全国有名的坐禅修炼场所。少林寺及其少林功夫，就是嵩山历史文化的突出代表。

　　少林功夫的历史，可以直接追溯到少林寺的创建年代。因为少林功夫信仰的最初形态———禅定，正是少林寺创始人印度高僧跋陀带来的。少林寺创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印度高僧跋陀经西域至北魏，因为精通禅法，受到魏孝文帝崇信。公元495年，跋陀随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跋陀“学务静摄”、“性爱幽栖”、“屡往嵩岳”，于是，魏孝文帝为跋陀在嵩山少室山北麓建造少林寺，“公给衣供”。因为寺院坐落在少室山北麓丛林之中，故名少林寺。跋陀在少林寺传授小乘禅法，属于印度传统的止观禅法。得法者有僧稠、慧光、道房等，皆为一代名僧。其中僧稠以禅法名世，被跋陀誉为“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僧稠的禅定神迹，对少林功夫前期信仰形态———神力信仰影响最大。由于嵩山为当时北方坐禅修道中心，以及跋陀与魏孝文帝的特殊关系，所以跋陀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们成为当时禅学重要精英群体，对后世佛教发展影响巨大。

　　公元508年，中印度高僧勒拿摩提和北印度高僧菩提流支，先后来到少林寺，共同翻译印度世宗菩萨《十地经论》，历经三年，完成行世，有力推动了北方禅学的发展。

　　其间又有南印度高僧菩提达摩，从水路航海至中国南境，然后北渡长江入魏，在少林寺后山一带坐禅苦行传法。达摩所传禅法为“大乘壁观”。得法者有慧可、僧副、道育等。其中慧可向达摩求法，“立雪断臂”的传说，成为学习少林功夫的重要精神源泉。

　　少林功夫作为少林寺的武装力量，至隋末唐初(七世纪初)已经出现。隋文帝崇佛，于开皇年间(公元581年—600年)诏赐少林寺土地一百顷。少林寺从此成为拥有庞大寺产之大寺院。隋朝末年(公元618年)，朝廷失政，群雄蜂起，天下大乱。拥有庞大寺产之少林寺，成为“山贼”攻劫的目标，“僧徒拒之，塔院被焚”。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隋将军王世充在洛阳称帝，号“郑国”，其侄王仁则占据少林寺属地柏谷坞，建辕州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少林寺昙宗等十三位僧人，擒拿王仁则，夺取辕州城，归顺了秦王李世民。三天后，李世民派特使来少林寺宣慰，参战僧人均受到封赏，昙宗还被封为大将军僧，并赐给少林寺柏谷坞田地四十顷。少林寺自此以武勇闻名于世。

　　与少林寺形成武装力量相应的是，以观音菩萨愿力为核心的那罗延执金刚神信仰开始流行，并一直延续至十四世纪的元朝末期。少林功夫传统的以禅定为核心的神力信仰，依然流传不衰。少林寺仍为当时禅学重镇。唐弘道元年(公元683年)，达摩禅法系统的禅宗教派重要领袖法如禅师入少林寺传教，六年后圆寂于少林寺。当时著名禅师如慧安、元珪、灵运、同光等，皆驻锡少林寺。一代名僧玄奘法师(公元600年—664年)曾先后两次上表，请求入少林寺习禅，却未获准。新罗国僧慧昭(公元774年—850年)于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入少林寺习禅多年，公元830年回国建玉泉寺，卒后谥“真鉴国师”。

　　唐末至五代，由于武宗“会昌灭佛”及战乱，少林寺受到较大冲击。但随着达摩开创的禅宗教派兴盛并成为中国佛教最大宗派后，特别进入宋朝(十世纪)，少林寺开始成为禅宗教派的朝圣地。为了纪念达摩，在少林寺后山达摩曾经坐禅传法的地方，选址创建初祖庵，并建立高大的“面壁之塔”。由于禅宗教法的盛行和少林寺祖庭地位确立，少林功夫的信仰内容和品质又有了新的发展，“禅武合一”开始成为少林功夫的主流思想。

　　金元两朝(公元1127年—1368年)是北方少数民族在汉地建立的王朝，虽皆崇尚佛教，但对其统治下之汉地民间武装力量极力抑压，少林寺亦不例外。少林寺作为禅宗教派祖庭，依然地位显赫，禅学盛隆。特别是蒙元时期(公元1279年—1368年)，禅宗教派重要支派曹洞宗领袖福裕禅师住持少林寺，曹洞宗法脉回归祖庭，人才济济，高僧辈出，由此开启少林寺禅学历史最为辉煌时代一百多年，实为该时期中国禅宗教派之轴心。福裕住持少林寺期间，还创立了寺院宗法门头制度，使得少林寺僧人皆视少林寺为家，成为明朝(公元1368年—1644年)少林功夫武术水平崛起和体系、门派形成的重要基础。

　　少林功夫武术体系中的伤科，至迟在金朝(十三世纪)已经形成。志隆禅师住持少林寺期间(公元1217年—1223年)，少林寺开设“药局”。

　　明王朝(公元1368年—1644年)是在汉人反抗蒙古人的战争中建立的，所以，明朝民间习武风气盛行。这是少林功夫武术水平崛起和体系、门派形成的大环境。明朝近三百年间，少林寺僧人至少计有七次受朝廷征调，参与官方的战争行动，建立功勋，多次受到朝廷的嘉奖，并在少林寺树碑立坊修殿。少林功夫在实战中经受了检验，少林功夫武术威名远扬，也因此确立了少林功夫在全国武术界的权威地位。少林功夫对少林寺僧人参战地区(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云南等)和游方地区(河南伏牛山、四川峨眉山、云南鸡足山等)的武术发生及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少林功夫武术技艺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得到了同行及全社会的普遍赞誉。

　　少林功夫信仰形态在明朝也发生了变化。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少林寺住持文载禅师将唐朝以来的以观音菩萨愿力为核心的那罗延执金刚神信仰，改变为紧那罗王神授少林寺棍法的武圣信仰，以此解释少林功夫，并激励少林寺僧人习武。

　　明朝是少林功夫武术大发展时期。在正德至明末(公元1506年—1644年)，少林寺成了全国最重要的武术交流集散空间。其间至少存在十支武术系统或门派。
    其间产生的以言传身教形态存在的武术套路和理论，已无法统计；但也留下了四部重要的武术著作：明释洪转《梦绿堂枪法》、明程宗猷《少林棍法阐宗》、清吴殳《手臂录》和清张孔昭《拳经拳法》。

　　据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王士性《嵩游记》，此时少林寺僧人达到“八百余僧”规模。按少林寺宗法门头制度，除了少林寺常住院执事僧以外，其他僧人都是分散在各个宗法门头内。佛教组织因为游方制度，从根本上是开放的，进出自由。但在宗法门头内部，又是相对封闭的，严格遵守宗法传承；除非乱世时期，僧人们不至于过分流动。少林寺这种特殊的开放和封闭两重性，对于少林功夫的发展和传承，对于少林功夫体系和门派的形成，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清朝入关建立政权以后，与金、元两朝一样，对汉地实行高压政策，严禁汉民习武。受战乱影响，少林寺僧人规模有所缩小，并且由于与明朝王府关系很深和在全国武术界的崇高地位，少林寺很快就处于清廷严密监视之下。雍正十三年(公元１７３５年)，世宗直接批示整顿少林寺宗法门头，重新规划少林寺建筑格局。尽管如此，少林寺僧人白天照常经课坐禅，但夜间坚持在少林寺最隐蔽的后殿———千佛殿，习武不辍，代代相传；以至大殿地面因长期练功发力形成陷坑，至今仍在。从清朝白衣殿壁画和文献记载，少林功夫在清朝以来，仍维持着很高的水平。而在社会民间，少林功夫渐渐被神化，甚至发展成为民间教门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精神支柱，如山东“在理教”、北方“少林会”、四川“少林青主教”、闽台“天地会”等等。

　　流传在少林寺外的少林功夫，由于离开了寺院佛教环境，又缺乏长期稳定的组织制度保障，少林功夫的变质和武术形态的变异，不可避免。而只有在少林寺内，才能得以相对完整地传承、保存下来。

　　民国期间(公元1911年—1949年)，少林寺遭受了一场人为的重大火灾。1928年，军阀混战，殃及少林寺，大雄宝殿、藏经楼等重要建筑及典藏，皆被烧毁，损失惨重。

　　1949年后土地改革前，少林寺常住院有八十二名僧人，土改后留下十六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1976年)，僧人改造还俗，文物遭到毁弃，典籍流散，少林寺更加衰落。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政府颁布新的宗教政策，寺院宗教生活恢复，少林寺只剩下十三个年老僧人，少林功夫已命若悬丝。最近二十年来，尽管有七个还俗僧人回寺，但是，已有十九个年老僧人相继去世。好在八十年代中期，少林寺就已开始由年老僧人向年轻僧人传授少林功夫。同时，在人民政府的重视下，大规模展开少林功夫典籍征集、鉴定、整理、出版工作。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少林功夫重建工作有条有理、有声有色地展开，少林功夫事业又开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少林功夫“禅武合一”的精神，对中华武术乃至佛教信仰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少林功夫在追求技法精进的同时，同样重视心性的修炼，功夫只不过是一种修行的法门，少林寺僧人通过修习少林功夫找到了觉悟佛法的另一途径。少林寺僧人将这种般若性空精神贯彻到少林功夫演练过程中，使少林功夫获得一种中国武术其他流派难以企及的境界，从而形成少林功夫特有的有益于提升人类精神境界的宗教品质。少林功夫的这种宗教品质和文化功能，丰富了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内涵。